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

在内外交迫下，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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